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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农村家庭养老方式

编辑:凹头苋 更新时间:2011-07-27 来源:本站原创
家庭养老在我国农村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国农村主要的养老方式。这种方式强调“土地养老”与“养儿防老”的观念。

一、家庭养老在我国农村长期延续的原因分析

家庭养老在我国农村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国农村主要的养老方式。这种方式强调“土地养老”与“养儿防老”的观念。“土地养老”与“养儿防老”这两种家庭养老方式之所以能够在我国一直延续至今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以家庭为社会生产单位的模式是农村选择家庭养老的经济原因

自西周代商、周公辅政以来,西周统治者看到殷商不事稼穑、不勤耕作而最终导致亡国,因而便强调西周以农立国的精神,告诫后世子孙们要勤于农事,不误农时。商鞅变法时废井田、开阡陌、重耕作、奖军功,使得这种农本观念更加深入到人们的头脑中。中国形成了以家庭为社会生产单位的生产模式,马克思所说的两种生产即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都耦合在家庭的生产中。

不同于古希腊民族的海上迁徙割断了人们之间的血亲纽带,在中国,民族的迁徙是在陆上进行的,这种迁徙并未切断家族间亲属血缘关系。例如“五胡乱华”时,北方人口整族群的南迁定居,而“留守”北方的人们则构筑“坞壁”、“坞堡”以抵抗外部的侵犯。这种“坞壁”、“坞堡”就是一个由血亲血缘关系形成的一个类似家族式的生产和军事单位。由于旧的氏族关系并没有从根本上加以摧毁,亲属关系仍然是人和劳动资料相结合的方式。在传统中国的农业文明中,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的自身的生产总是结合在家庭的内部。

“在人类社会主要还不是通过工具,而是通过人力与自然相直接交换的发展阶段,中国封建社会的家庭共同体创造了相对较高的生产力。因为人力是一种生产力,人力的扩张是生产力在量上的扩张。”①每个人只能通过依靠有限的土地活到老干到老来保障自己的生活,“土地养老”所说的就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阐述的两种生产中物的生产。而当人们因年老而丧失劳动能力时,没有任何积累和收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只能将自己拥有的土地和长期劳动积累起来的耕作经验传授给自己的子辈,以此来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即所谓“养儿防老”,这也是两种生产中的人自身的生产。因此家庭中劳动力人口(“养儿防老”)的多寡与开发垦种土地(“土地养老”)是密切关联的,由于这种靠人力的扩张来扩大生产的模式便决定了社会必然选择以家庭作为社会的生产单位,但是这种靠人力的扩张而不是靠分工与革新来扩大生产必然使“社会生产不是沿着劳动分工---生产工具的提高---生产力提高这样一条内涵式道路发展,而是走增加劳动力---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生产总量这样一条外延式发展道路”。②可见,在农耕的文化条件下,在以家庭为社会生产单位的情况下,父辈们靠土地生产生育,培养后代;子辈们靠继承土地和耕作知识来维持生活,赡养老人,土地构成了老百姓家庭养老的重要经济来源。

(二)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中的“孝道”观念是农村选择家庭养老的文化原因

在“社会生产不是沿着劳动分工---生产工具的提高---生产力提高这样一条内涵式道路发展,而是走增加劳动力---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生产总量这样一条外延式发展道路”的情况下,老年人掌握着历代相传的农耕技术和经验,这便使得他们在农业的生产和经营具有相当的发言权,老年人在社会和文化生活中被赋予一种“长者”和“智者”的身份和地位。在社会生活中,人们能够养成一种尊重老年人的文化心理氛围:不论是农耕工具的改进还是农耕生产技术进步,都和老年人多年的耕作经验密切相关。

而这种文化心理集中的体现在儒家的“孝道”文化中。尊老爱幼、养老扶小等有中国特色的“孝文化”是在华夏数千年历史中孕育、诞生和固化起来的,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并在中国传统家庭中起着规范和约束的作用。在特定意义上,孝即“善事父母”,是子对亲辈的道德义务,是个人对待父母和家庭长辈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孝道”文化在古代中国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东汉时的“举孝廉”制度,就是将“孝”作为选拔官吏的一个重要尺度。敬老、爱老、养老、送老的伦理观念便扎根于家庭,风行于社会,成为人们所必须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直到近代这种观念仍然深深的扎根于社会中,因为以家庭作为社会生产单位模式的小农经济并未完全解体。例如,沈葆桢在任江西巡抚和马尾船政大臣时就因父母去世而先后两次丁忧,虽然当时马尾船政局的发展离不开沈葆桢,但是儒家文化中的“孝道”观念对社会生活和秩序仍然起着规范和约束作用。就如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恶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③家庭养老在中国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二、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村家庭养老面临的挑战

虽然现阶段中国农村的养老模式仍然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并且这种以“土地养老”、“养儿防老”为主要方式的家庭养老也有其深厚的经济因素和文化心理基础,但是,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农村的家庭养老方式面临着种种挑战。

(一)“土地养老”功能的弱化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冲击

传统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土地是农民最重要和最主要的谋生手段,也是农村家庭的重要经济来源,可以说,土地是家庭养老的基础。然而,在如今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所能够占有的土地资源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出现了危机,“土地养老”的保障功能呈现出弱化趋势。

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为了满足人们对公共基础设施的需求,大量的耕地被征用,使得农村的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而失地农民数量却越来越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预测,‘十一五’期间,预计每年新增被征地农民300万。近十年,由于我国城镇化速度加快,被征地农民达到4000多万”,而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工业化、城镇化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在这样的趋势下,农用土地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④

失去土地,对农民来说,则意味着失去了生存所必须的最后保障。同时,加上水土流失、荒漠化、沙漠化、盐碱化等生态恶化的影响和某些地方对耕地的乱开发和过度使用,例如围湖造田和围海造田等等涸泽而渔的做法,更使得土地耕种的效率无法提高。不合理的农业耕作制度使得耕地被过度使用导致土壤肥力难以恢复,从而大大削弱了土壤的抗蚀能力。一面是土地绝对数量的日益减少,另一面却又是土地利用效率的下降,这种恶性的循环使得农民的家庭收入增长速度在这几年一直未能提高,甚至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再着,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很多地区仍然没有改变以家庭作为社会生产单位的模式。由于地区自然条件的限制等因素,家庭承包制仍旧无法脱离落后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只能以手工操作为基础,生产工具利用率低,即使有现代化机器,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很多山区仍然在使用着一部千余年前唐朝时流传下来的曲辕犁。

(二)“养儿防老”功能的弱化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冲击

传统的“养儿防老”功能得以发挥主要是基于家庭中子女的数量、子女经济支付能力、子女闲余时间的多寡和文化伦理等因素。在实行严格的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庭为本位的血缘亲情社会,它以父权系统和孝道观念为主要特征,在这种社会里,在以血缘关系组成的大家庭中,家长无疑居于统治地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红楼梦》中的贾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子女必须孝敬父母,服从家长,克尽孝道。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加速以及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养儿防老”功能的发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是出现了弱化的趋势。

1.计划生育政策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

20 世纪70 、80年代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使中国人口增长得到了极大的控制。农村家庭中独生子女户越来越多, 家庭小型化越来越普遍,核心家庭的数量将会日益增多,而老年人身边的子女绝对数量将会减少。这种靠政府的行政干预来实现人口控制的做法不可避免的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例如,人口的老龄化问题,根据2006年2月全国老龄办的最新统计,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14% ,比27年前翻了一倍,并且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保持着很高的递增速度,属于老龄化速度最快国家之列。同时,中国农村的老龄化水平则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⑤

这一切都说明,中国农村不仅已经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中国农村出现了未富先老的情况,同时,人口老龄化又带来了沉重的家庭养老负担。按目前的政策规定,一个农村家庭最多只会有一个儿子,这样将会使得家庭供养资源减少,而子女养老的人均负担却是成倍增长。将来,一对夫妻要赡养四个老人,抚养一个或两个小孩将会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很显然,在这样的家庭人口结构下,一旦老人生病后,庞大的医药、护理和营养费用无人分担,只能由独生子女一个人扛着,他们要面临着经济和时间的双重压力。

2.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的人口流动显著增强。人口流动的加剧,许多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镇打工或从事其他非农产业,应该说这对提高家庭经济收入是很有帮助的,同时也提高了家庭养老的经济支付能力,能够更好的满足老年人的物质需求。但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也带来了农村老年人与子女在生活上的时空分离,长期以往,父母与子女的感情纽带有可能会变得松弛,由此带来的是子女孝道的下降,老年人精神慰藉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同时,由于与外界接触的频繁,老年人的眼界逐渐开阔,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上对子女的要求都越来越高,越来越不容易得到满足,这些无疑都给子女带来更沉重的负担。另外,农村青壮年大批涌向沿海发达地区,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民工潮”,而家里却往往只留下妇女、小孩与老人。妇女一方面照顾小孩,一方面还要承担繁重的体力活,就无法及时的了解到老年人的衣食住行情况和健康状况,所以很难保证对老年人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及时性和连续性。

3.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的转变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的交通、通讯也越来越发达,与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信息渠道也越来越广,农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年轻人在外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信息的影响下,崇尚年轻、张显个性、追求利益等价值观念也潜入到了农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生活方式的变更使许多人不再依赖家庭,人们不再像从前那样看重家庭和个人的责任,而更注重追求自己的成功和个人的幸福,因此,他们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逐渐淡化,传统孝道观所极力推崇的尊老、敬老、养老的价值观念也日渐淡薄。另外,思想的开放,年轻人更加注重追求个人价值,传统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已经丧失了它的“根据地”,不在流行,人们逐渐开始接受晚婚晚育观念,农村青年生育年龄普遍提高,这又使得抚养子女所花费最大的时期和老人最需要供养的时期逐渐趋近。

三、进一步发挥家庭养老在农村养老中的积极作用

通过上述分析,在经济的市场化、工业化尚未完成,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尚未实现的过渡阶段,我国家庭养老模式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鉴于此,许多地方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已开始逐步探索多元化,多渠道为特点的养老模式。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之前,家庭养老在农村养老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家庭养老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模式,是中华民族优良美德在孝道文化中的具体体现,在我国几千年的敬老爱老养老历史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是非常好的养老经验,也是适应当前社会养老发展滞后现状,确保“老有所养”的一种有效供养方式,我们在还没有建立起能够完全取代家庭养老的农村养老模式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要充分发挥其作用。

(一)以土地换发展,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

面对家庭养老中“土地养老”功能的弱化,目前,对失地农民的安置办法主要有货币安置、招工安置、入股安置、划地安置、住房安置、社会保障安置等基本形式。 货币安置是指在土地征用时,一次性支付给被征地农民一笔经济补偿费的安置办法。由于货币安置操作简单,失地农民从眼前利益出发,心理上较易接受,因此货币安置是目前采用最多的安置形式。这种被农民称为“一脚踢”的货币安置方法,只是对失地农民的一种最简单的一次性经济补偿。它本身在实行过程中存在种种问题,没有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等问题,甚至缺乏起码的最低生活保障。

“针对失地农民的出路问题,很多地方也都做了有益的探索,例如‘以土地换社保’、以土地租赁、入股方式参与农村土地资源的非农化开发,再比如广东韶关、苏嘉杭地区农民土地入股高速公路,以及‘让农民以土地权利参与工业化的‘南海模式’等等” ⑥模式,都是目前针对失地农民的社保问题进行的探索。在“土地养老”弱化的情况下,以土地换发展来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是值得进行探索的一个方向,以土地换社保可以解决农民的基本生存问题,而以土地入股则可以解决农民的长期发展问题。“土地换发展是更好的洋思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用土地来促进城市的发展,使土地充分发挥生产要素的效率,真实放映出土地要素的价格,才能发挥出土地资源配置的优势”。⑦

(二)加强伦理道德教育,鼓励和支持农村家庭养老

从目前农村养老保障的现实情况来说,中国农村养老保障的基础仍在于家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承担着老年人保障的主要责任,尽管家庭的“养儿防老”在将来履行养老保障方面功能有所弱化的趋势,但它还毕竟还是中国比较稳固的可靠老年人养老途径。家庭养老模式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家庭成员共同承担责任,这既是一种养老模式,更是一种文化模式,因而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从历史上来说,日本、韩国、朝鲜、越南都周边国家都曾受到过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其中儒家的“孝第”观念在这些国家的家庭和社会生活中个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近年来韩剧在国内的持续升温我们也可以看出儒家所赞赏的“孝第”观念在这些国家的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例如,韩剧中那种对长辈的尊敬、对小辈的爱护、对家庭的认同无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儒家的“孝道”观念是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至今也仍未过时。

在构建农村养老保障新体系时,家庭的养老功能仍是基础性的,它能为其他养老方式的推行创造前提。我们要进行广泛、深入和经常性的宣传教育,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敬老、养老的传统“孝道”美德,提高民众家庭养老意识,改变农村“嫁出的女儿不养娘”的传统观念,营造良好的尊老、助老、养老社会氛围,家庭成员间脉脉的亲情血缘关系是不会因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淡化的。

(三)将计划生育政策与农村家庭养老方式有机结合

计划生育的成功一方面大大减缓了人口剧增对资源、环境的压力,能够保证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对平衡性,能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的使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家庭养老保障体制面临严峻挑战。针对农村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出现的老龄化等新问题,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例如,2004年以来在某些农村地区开展的家庭养老补贴的试点工作,对农村家庭中双女户的老人每人每年补贴600元等措施,这些措施将有利于改变农村中传统的“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我们应当利用现有遍布各个村落的计划生育协会,使农村养老保障与计划生育协会的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双方面工作都向更深层次开展,在这个过程中要大力宣传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的观念。这样既能解除农民养老的后顾之优,促进生育观念的转变,又能有效地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这不但能够有利于转变农民“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巩固计划生育政策,而且有利于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扩大覆盖面积。

尽管在转型时期,传统家庭养老受到了多方面的冲击,但是,目前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农村人口的比重仍然很大,绝大多数农民的收入仍属低下水平,同时,家庭本身对老年人情感寄托和精神慰藉方面有其特有的功效,加上我国的文化传统,这都决定了在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家庭养老仍然是我国农村养老的主要形式。因此目前我们应根据中国农村的基本情况,在继承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优点,克服传统家庭养老的缺点基础上对传统农村家庭养老方式进行更新,要在继续巩固农村家庭养老的同时积极探索农村的养老模式,建立以家庭养老为基础、农民自我养老为主体、社会养老为发展趋势的多层次、多样化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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